来自共产国际的洋顾问骑在一头高大强壮的骡子上，他后来回忆说，他一路都在默诵苏联著名作家绥拉菲莫维奇在《铁流》中的描述：“人们拥挤着，步行的、负伤的都挤成了一堆，几十里长的大路，都被队伍塞满了……”

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医生坐在一顶轿子里，轿子后面跟着八个装有医疗器械和各种药品的大箱子，这番如同嫁新娘的阵势引起红军士兵的激烈议论。

可红军战士们不知道的是曾经是教会医院院长的傅连暲，将自己的全部家产和整个医院捐献给了红军，170个人整整搬了半个月才把那座红军急需的医院搬到瑞金。

参加红军后，傅连暲救治过无数在战场上负伤的红军官兵，包括王家祥、蔡树藩、伍修权、方强、伍中豪……他后来跟随中国工农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经历了艰苦的战争岁月，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主义者，其政治信仰的坚定和政治品格的高尚绝不亚于那些自称为“真正的布尔什维克”的人。懂得工农党规定的傅连暲不愿坐轿子，之前他特意练过骑马，但是屡次从马背上摔下来。

傅连暲在轿子里不断地回头看，那些大箱子就是一座医院。有时他还能看见主席。主席的疟疾尚未全好，但并没有骑马，他走路一晃一晃的以特有的姿势甩着胳膊，眼睛看着很远的地方。

还有朱老总，出发时要给他配担架，老总却说他只要马，而且要两匹，一匹他骑，一匹驮着他的文件。他是个永远乐观的人，腰带扎得很紧，一把小手枪别在腰间，他大步走着和旁边的人有说有笑，警卫员牵着那两匹马跟着他。

在两个军委纵队的前后左右，是中央红军的主力部队。第一军团和第三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前方的左右两边开路，第八军团和第九军团分别位于军委纵队的左右两侧护卫，第五军团在整个军委纵队的最后面担任后卫。

拿红军刘总参谋长的话讲，军事转移的出发队形，像是红军主力抬着个“八抬大轿”，轿子里需要保护的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“新媳妇”，这个“新媳妇”就是庞大冗长的两个军委纵队。

如果说洋顾问大人设计的这个行军阵形还有优点的话，那就是在以后漫长的征战路途中，无论红军主力部队遭遇多么残酷的战斗，付出多么大的牺牲，走在“甬道”中间的这支上万人的队伍却少有战斗伤亡。

转移的队伍白天隐蔽休息，红军就在民宅或者树丛中睡觉。每天黄昏五时半开饭，然后大队人马启程出发。队伍走不了多久就需要点燃火把了。

红军的夜间照明用具基本有三种：点燃的竹片，以松脂或洋油为燃料的竹筒灯，还有军委纵队和各部队连部、营部、团部使用的马灯。灌上洋油的竹筒灯和使用洋油的马灯，在红军中属于高级照明设备，因为携带的洋油不多，在以后的日子里这种东西很快就没有了。因此，红军大规模转移之初的行军，称得上是夜晚的大地上最明亮的行军。

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并不完全了解红军此时的处境。占兵员总数一半以上的新兵军装是新的，背包、绑腿带、皮带、帽子是新的，口袋里的步枪子弹和胸前挂着的几颗手榴弹也是新制造的。他们每人准备了3双草鞋和10天的粮食，队伍后面跟着的伙食担子和公文担子让他们走起来踏实而放心，于是他们在行军时唱起他们刚刚学会的《胜利反攻歌》。

红军临近苏区与白区的交界处，天开始不停地下雨，大队人马行军的速度更加缓慢了。半夜时分，队伍在大山中转来转去，不时地需要所有的人都停下来，因为前面遇到了山崖，要等把大行李大箱子弄过去人才可以顺利通过。

停下来的官兵开始打瞌睡，新兵们睡着了，老兵蹲在地上吸烟，烟锅子的光亮一闪一闪的。有时候，队伍一停下来便长时间不动了，着急的指挥员一直跑到最前面，才发现黑暗中几个新兵睡得很死。于是赶快叫醒他们，整个队伍又接着蠕动起来。秋雨中的小路经过千万人踩踏，成了一道稀烂的泥沟，不断地有人滑倒。

有挑担子的战士和民夫滑下山崖，跟着滚落的箱子破了，里面的东西撒了半山坡，细看一眼，有时撒出的竟然都是钞票。挑担子的民夫的鞋很快就磨烂了，没有新鞋给他们，于是他们就用烂布裹脚，但是脚还是肿了起来。

眼看着离家乡越来越远，并且就要进入白区了，一些胆大的民夫丢下担子跑了，胆子小的便向红军干部求情：“再走远，回去被当成红军抓起来就没命了！”

虽然进入白区之后敌人已被先头部队赶跑，红军官兵还是意识到自己到底是走出苏区了，因为看不见“工农政府”的木牌子了，路边也没有招展的红旗了，更没有地方武装的同志站在路边给他们端上一碗热水。

黑暗中的村落荒芜而寂静，红军干部反复对战士们说：进入白区之后要提高战斗警惕，因为即使没有敌人正规部队的阻击，由地主豪绅自发组织的类似民团的反动武装，对待掉队的或是负伤的红军手段也极端残忍。

1934年10月25日，在红军官兵用热血和生命开辟出的狭窄的“甬道”间，在两侧红军主力部队的严密掩护下，军委两个纵队的上万人马安全渡过桃江。至此，中央红军以伤亡3700多人为代价，突破了民党军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，从被民党军围困了4年之久的中央苏区突围而出。